类似的例子还会在非经济层面，特别是生活习惯方面有所体现，例如，近年来影响颇大的清真食品立法问题，不仅牵涉到广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而且超出一国一地，在全球层面议题化，需要谨慎处理。

我们应严防以法律移植为手段，在非洲、拉美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形成隐性的殖民主义体系。此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南亚诸国，则大多是多种法律传统交错并存的混合法系。

其四，应避免中国模式完美论和万能论。现代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殊，典章歧异，各不相同，而影响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因素极为多样，不可一概而论。美国法律移植的实践表明，一些以人权、法治、环保等名义在全球活动的跨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极为明显，由于这些组织宣称自己不牵涉经济利益，而以传播普世价值为己任，很容易借助全球公共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且道德公信力一般高于企业和政府。究其原因，这部分源于，部分国内学者对该战略抱持着一种经济决定论观念，而未对战略的复合型、复杂性给予充分认识，部分源于对全球化过程的理解具有片面性。第一，为什么从事法律移植？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决策层和参与者中并未取得充分沟通和相互理解，远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超国家的人类共同价值将影响法律移植。例如，台湾政治民主化和法治现代化的实践，以及消化日本殖民时代法律遗产，复兴儒家法律文化方面的种种成就，有助于塑造中国法文化的另面形象。在具体实践中，法律移植所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远非纸上谈兵那般顺利。

但美国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历程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法律移植必然是多元主体从事的事业，即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法律职业群体、学术界乃至艺术界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法律移植过程，其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未必是中心性的，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根据德扎莱与加思所提供的法律市场隐喻 ，在全球亦存在法律市场，而各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恰如该市场中的产品，它也存在市场占有率、商品质量、销路、商誉和代理人等问题，处于高度竞争的环境中 ，是需要加以悉心经营的事业。借鉴美国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实践，法律职业群体，特别是法学教育机构，可以在协助其他国家培养法律人才，从事法律知识和经验跨国交流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可直接或间接资助若干所大学法学院吸收印度、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到中国交流知识、交换经验，互相学习各自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既借助留学生将中国法携带到目标国家，又通过他们将域外国家的法律信息带入中国。在历史上，第三世界国家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宰、欺凌和剥削，一直到今天， 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以及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新型殖民主义的种种做法，都成为全球有志之士批判的对象。

必须加以澄清的是，全球化过程远非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绝非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附属现象，二者虽然在某种情境下实现结构耦合，但总体而言，法律的全球化是一种独立现象，需要给予重视。因此，对于这种法律工具主义观及这种观念所带来的天真的法律移植观，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而在一带一路上，可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全部存在，对法律移植主导范式的反思就变得非常重要。从美国的经验看来，似乎法律移植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意识形态的输出，二者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法律移植的成功建立在对本国法律体系的信心之上。种种法律全球化现象表明，在实体法为西方法所充斥的地方，程序法未必被完全占领。

自1949年以后，我国主张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自我定位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意义上的，更是道义上的。在一带一路上，我国将首先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文化相遇。因此，中国唯有在平等相待，自愿合作，相互学习的基础上推动相互的法律移植、法律沟通和法律协调一途。这样，在中国法的域外移植中，本国法的优越性、适应性、灵活性、稳定性就需要加以考虑。

其三，应避免隐性殖民主义观。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鼓励、推动企业，特别是具有跨国公司能力的中国企业参与起草影响行业的标准合同，参与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法律起草和修改，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法律移植方式。

其二，应避免法律工具主义观。而武力强加式在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21世纪，几乎不再可能。

而且从美国跨国公司携带资本全球游走的实践来看，资本携带法律的新商人法恰恰表明，它是全球化时代法律移植的有效模式。在香港、澳门和台湾，还有着与它国有所关联的前殖民法律文化遗产。从比较法学家的视角看来，和其它国家一样，中国法并非单一的图景，而更加接近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利所描绘的千高原。加之在建国以后，我国曾经有过短暂的输出革命时期，这也使一些学者产生了相应联想，认为法律移植也是类似于输出革命的活动。相对而言，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法律的需求更敏感，对法律移植的热情更高。其五，应避免将法律移植等同于法律意识形态输出。

此外，需特别提及的是，宗教因素在一带一路上的法律移植中，将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实际上都无法完全控制全球化时代的法律移植，因此在相关领域的战略安排都仅具有限的意义，这恰恰又要求我们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化过程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做出灵活的调整。

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后至全球化时代之前的人类社会，政治因素凌驾于文化因素影响法律移植。也可以采取目标不定向的法律散播，即将某些法律安排嵌入标准合同、仲裁条款、标准手册、谈判流程、贷款条件、律师服务合同、区域性条约、协定乃至全球性条约群中，随机、随时地引起法律移植，让相关制度安排和法律实践接受全球法律行动者的检验。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疆、西藏、云南、宁夏、内蒙等省份，还有着与伊斯兰教、佛教密切相关的宗教法文化和民族法律传统。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开始走出国门，向更多国家播放，而通过这些媒介，将中国的法理念和法文化搭载、传播，不失为巧妙的方法。

英国比较法学家科特雷尔（Roger Cotterrell）用法律意识形态来指涉特定法律职业群体共有的深层次观念。而由于人口、资源和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印度和中国相互借鉴法律制度的空间更大，内容更多。进入专题： 一带一路 中国法律移植有时我真的怀疑那些法学者的硕士、博士头衔是怎样得来的。

只要是评比，标准就不可能全是学术的。一个论题，法学可以写上百遍。

说到底，这样的文章不是用心研究而是跟风，可以反复的复制。一个朋友承担了一个有关全球化的课题，他搜索了不下两万篇全球化相关研究成果。

说实话，阅读这些稿件，多半是在浪费时间。我知道对法学同仁来讲，这话实有不敬，但人不违于良心。

我们处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在复制的过程中剩下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碎片。有些作者在一篇文稿中不断地引用某个人的观点，而真正权威的论点则被遗漏了。唯一的标准就是评比什么优秀成果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的标准。中国法学知识分子大都信奉进步主义，但我们的法学知识生产却是退化的。

我们的法学作品不善于援引权威文献。作为法学学术杂志的编辑，我们每天要处理大量的稿件。

说实话，大凡这类稿件书写的水平也就初中毕业。中国不是加入了世贸组织了吗，行。

试问：我们有像吴经熊、萧公权、张君劢这样的法学家吗？ 三是论证的缺失。有个编辑朋友做过试验：他把稿件中的关键词往电脑里去搜索，同类文章不下百篇。